石大记忆 | 为什么我不愿意离开 因为我爱得太深—访石油工业有突出贡献专家张仲良教授

时 间：2018年3月27日

地 点：校史馆

人 物：张仲良

访 谈 人：陈建

摄 像：曹刚、张魁武

文字整理：刘政发（学生助理）

文稿撰写：陈建

文稿审核：姚明淑

人物简介

张仲良，男，中共党员，教授，1936年出生，山东济南人。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机械系，同年到四川石油学院机械系矿机教研室任教。长期致力于石油矿场机械的教学、科研和教学管理工作，曾为学校矿业机械学科学术带头人。获石油工业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5年以来完成了“GZB型灌注泵研究”“钻井泵水力系统工作计算机仿真技术”“150SB砂泵研制”“侧顶驱钻井系统”等10多项省部级科技攻关课题，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石油部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10多项次奖励，有3个国家专利，分别获中国首届专利发明创造优秀奖、国际展览会金奖及四川省专利金奖。与人合编教材《石油矿场水力机械》，著有教材《三缸泵灌注泵技术基础》，有译著《石油钻井设备计算与设计》，发表论文、译文和科研报告40余篇。

留学苏联第一课只听懂了一个词

陈：张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1960年，您从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毕业，您学习的是什么专业？请介绍一下您在苏联的学习经历。

张仲良在苏联

张：我学的是石油矿场机械设计。1954年我被选拔为留苏学生，进入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学习时间一年，可在留苏预备部的前半年我都在生病，被转入慢班，这让我很着急，因为学习结束前不能转回快班的话，我就只能在国内大学读书了。经过自己的努力和老师同学的帮助，我最后还是转回了快班，但是我的基础就比其他同学差一些，因为我是突击学习的，这也使我到苏联去了之后感到非常困难。

刚到苏联的时候我才18岁，什么都不懂，衣食住行也很不适应，出了不少洋相。比如到食堂吃饭要拿着菜单点菜，可菜名一个都不认识，老同学告诉我，你按照菜单从前到后每次点三样，这么点完一遍之后就知道有哪些菜了，你就会在食堂吃饭了。我就按照这个办法挨着点了三样：茶、奶、咖啡，原来菜单是按照饮料、菜、汤分开的。结果我点的三份都是饮料。第一天上课，我穿得很整齐，西装笔挺，还扎着领带，但老师讲的什么完全听不懂，一着急了就出汗，先是把领带解开，一会又把西服也脱下来了，虽然说这很失礼，但是我也顾不上了。那节课我就听懂了一个词“普留斯”，老师边说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号，我才看懂，这就是我的第一堂课。课后我就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单词和一个加号，一页纸就这个字。后来我借了中国同学的笔记，还有苏联同学的笔记，一点一点地把老师讲的补在笔记本上，然后再翻词典，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学习。几个月的努力之后，自己记的笔记就多了，也有重点了，一直到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讲的我都能记下来，考试前，苏联同学还要来借我的笔记。

张仲良（右二）与苏联同学在一起

中国学生非常努力，虽然刚开始面临很多困难，也没有不及格的。苏联考试一般都是口试，一次进去4个人，出一道题目，我们一般回答得都还是比较准确的，所以不仅没有不及格的，得4分的都很少，得4分的不敢出门，有的同学还哭。上课的时候老师要求很严格，作业一般都是让学生回家做去，到时间就拿给他看。他一看你出错了，就打个大叉，擦都擦不掉，只能在上面重做，图上的问题都留着，最后就凭着这个给你打分。这样的要求导致我们学习的时候特别认真，最后我们写出来的字，就和印刷体一样，分不清到底是印刷的还是你写的字。

我们在苏联见到了毛主席。我很荣幸，毛主席来给我们留苏学生讲话时，我离毛主席很近，看得很清楚，就像毛主席对我一个人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感觉非常激动，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当时还有很多领导来看我们，一些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也过来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情况，我们了解到国内很艰苦，更加让我们觉得应该感谢国家，更加下决心要把学习搞好。我在学成回国过国境线的时候，发誓一定要用自己所学报效国家。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苏联接见留苏学生

莫斯科石油学院毕业证书

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到四川石油学院

陈：回国分配时您考虑过回老家山东没有？                                   

张：当时想的就是报效国家，没有别的想法。虽然有留在济南工作的机会，但在接到分配到四川石油学院的通知后，就毫不犹豫地去了四川。当时从没听说过四川石油学院这么个学校，也不知道南充在什么地方，趴在地图上找了好久才找到。

到南充后，街上看不到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学校没有车来接，边走边问，走了很久，越来越荒凉，到了一个山包包的空地上，看到一个中年人，问石油学院在什么地方？他说你现在正站在石油学院的中心。从来没见过这么简易的大学，除了我站那个地方是一块水泥地外，到处都是泥巴地。

我到学校时正是困难时期，缺吃少穿，教职工一个月半斤肉，几两油，23斤粮食，早上二两稀饭，中午三两，晚上三两，关键是没油荤，老师和学生都瘦得不得了，现在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当时那个艰苦的。我不由得想起在苏联留学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一个月要吃近十斤肉，还给我们发了四季的衣服，而国内是这么艰苦，还一车皮一车皮的把猪肉、水果、粮食、衣服送来供我们留苏学习，是全国人民勒着裤带把我们培养出来的。每次想到这些，我就要掉眼泪，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

管理干部要懂教学科研

陈：您担任过教研室秘书、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您曾说：“实践证明，只有当干部深入教学一线，担任一定的教学任务，才能和师生真正打成一片，才能真正做好教学管理工作”，“要特别注意科研能力和实验技能的提高，否则很难指导业务工作。”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会？

张：我从教研室秘书开始干起，担任过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机械系负责人，机械系团支部书记，机械系党支部书记，机械系工会主席，系上的各种职务我基本上都担任过，所以对教学科研以及管理工作都比较熟悉。

当时，学校教师严重不足，所有老师不管你学的什么专业都要承担不同专业的教学任务。我一到学校就担任了机械系师训班主任，师训班是为解决教师不足而专门成立的，学员多数是从本校首届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一批表现好、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学的课程也比一般学生多，毕业之后就留校当老师。我还承担了机械零件课以及带生产实习、指导毕业设计、现场科研等工作，学校安排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当过教师、搞过科研才能当好领导。我可以从几个细节上说明这个问题。我上课的时候，根据在苏联学习的经验，采取了启发式，一堂课大概用七八分钟来进行课堂提问，共同讨论，然后我来做个总结，最后引出下一课的内容，课堂结束的时候把课后的复习也做一定安排。这样，我就知道什么叫做启发式教学。老师要上好课就必须认真备课，吃透教材，根据授课对象写出详尽周密的教案，并总结每堂课的教学效果，不断修改完善教案。所以，长期的教学实践使我明白：一个干部只有亲身经历过全部教学环节才能明白教学是怎么回事，知道怎么去教学，你教学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才清楚底线，才知道怎么去进行教学管理。所以，我认为干部只有深入教学一线，必须去上课，你才能够搞清楚学生学习的情况，才知道整个教学过程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你才能提出要求来。比如我们规定每门课程讲课前都必须向系里提交备课材料，要有教案，如果干部没讲过课，你就根本不知道这个教案做得怎么样。

领导干部为什么要注意科研能力和实验技能的提高呢？因为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科研可以提高教学质量，一所大学光有教学是发展不起来的，必须搞科研，教学要经常和生产现实结合起来，你教的对学生才有用。比如说我搞的是灌注泵研究是《石油矿场机械》这本教材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因此我的研究可以充实和提高教材内容，后来我在科研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教材《三缸泵灌注泵技术基础》，用于研究生教学，本科生教学也用了其中部分内容。

并且，我们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教学和科研，一个领导不了解教学和科研，就可以说什么都不懂，那你怎么和人讨论问题，怎么领导？你是当不好领导的。

张仲良（右三）曾获科研促教学奖、优秀研究生

指导教师、先进教师等奖励

储运专业的创办和发展太不容易了

陈：1975年，您还是矿机教研室主任的时候筹建了石油储运专业，为什么是机械系来建这个专业？怎么解决师资等问题？

张：1975年的时候，虽然我还是矿机教研室主任，但实际上已经是机械系负责人（省里没下文件，但是学校已经在系处干部会上明确了），当时石油部正在制定“石油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我被抽调到部里去参加制定这个规划。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矿机和储运正好在一个小组里，我了解到我们国家在储运方面非常落后，可以说什么基础都没有，而美国、苏联等一些国家的储运却发展得很好，事实也证明了石油工业要发展起来，就必须发展储运。当时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一些工科院校就跃跃欲试想建这个专业。凑巧的是苏联的储运专业就是建在机械系的，我们留学的时候了解了储运方面的一些知识，加之我们机械系当时就只有一个矿机专业，所以就想把储运这个专业办起来。

后来我们系反复讨论了办储运专业这个问题，就把这个想法向学校作了汇报，学校研究后同意我们机械系办这个专业，然后又到部里面沟通，也同意我们开办这个专业。

但要把这个专业办起来困难很大。首先是要有教师队伍，学校抽调了三个老教师：曾自强、刘明恒（教研室副主任）、彭克琮，另外又从专业干部里面调来了傅生卫，还从外面调了一个姓金的老师。金老师是储运专业毕业的，对我们办这个专业很重要，但调动特别困难。当时为了调他，就必须把他爱人（牙科医生）和他的孩子一起调过来安排工作，阻力很大。因为金老师身体很不好，教务处不同意，谈了很多次都不签字，我们甚至说“哪怕他只能支撑一年，给我们只编写一本教材，后面的事就都好做了”。要不是我们一直坚持，那个老师就调不进来。这个老师调来之后，写了一本教材，教了一届学生之后就去世了。假如没有这个老师，我校的储运专业搭不起来这个架子，金老师对我们储运专业做了很大贡献。

我们还从北京石油学院聘请了陈祖泽老师，他是我留苏的同学，教储运的专业教师，教学能力很强。陈祖泽老师到我们学校来了之后，给78级、79级上专业课，而且编写了一本教材。另外他还给我们学校的教师上俄语课，后来有好几位老师都去苏联留学、访问。创办储运专业，金老师和陈老师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由刘明恒等老师去跑实验室。就这样我们搭起了师资队伍，建立了储运实验室，还选送了一批年轻教师出去培养。

储运专业的创办和发展太不容易了，几乎每天都要研究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储运专业创办过程中，先后有金老师、傅老师、刘老师三位老师去世。记得有一次我们给学校汇报工作时，与院领导发生很大分歧，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储运专业就是我们的命，我们把命搭进去了。我们必须把储运专业建起来。”到1978年的时候，我们招了首批学生，为油田输送了大批人才，我们现在的党委书记孙一平就是储运78级，是储运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后面储运专业发展得还是很好，又调整到了开发系，成为我们学校的主干专业。

张仲良教授与张永一书记交谈

攻克三缸泵、灌注泵难题

陈：您在国内率先进行灌注泵研究并取得系统性研究成果。记得1983年您的灌注泵科研组起步时，只有2个人，经费2千元，但不到5年，该课题成果获得了石油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请给我们讲讲这几年的甘苦。

张仲良教授研发的灌注泵

张：当时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我们多数时间都在现场，要去参加各种科研。那个时候，现场普遍使用的钻井泵是双缸的，使用三缸泵的不多，三缸泵在性能上比双缸泵有很多优势，国外都已经在淘汰双缸泵了。国内使用的灌注泵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轴封问题，经常发生泄漏，一泄漏就要停产修泵，现场对这个问题反响很强烈，石油部装备局也开会讨论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装备局一个主任找到我，说我是教离心泵的，是不是来搞一下这个？就这样，我就开始搞起了灌注泵。

刚开始时，就孟志超和我两个人，后来张宗全也加入进来了。项目也只是部里领导的一次个人谈话，不是官方的，没有立项，一分钱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我去找了葛家理副院长，当时科研处处长罗肈丰也帮着说了几句话，才特批了一个学校的项目，给了两千块钱研究经费。两千块钱能干啥？就只有靠自己到处去找、去要了。当时搞科研，什么东西都找现场要，去找我们的毕业生、自己原来大学的同学以及合作单位等去要了很多东西，比如实验室的变矩器等都是到现场去找各种关系要来的，包括最早的钻头试验架也是去找四川石油局要的。有的东西去要时说要报废的，但我们的毕业生对学校感情很深，给我们的东西有的是全新的。

就这样，我们东拼西凑地建起了简易灌注泵实验架，石油部的一个工作组到我们学校指导工作，要来实验室看我们做实验。结果一做实验，因为设备太简陋了，是自己拼凑起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找人要的，不匹配。比如试验架上的压力表，是自己钻眼装上去的，到处都在漏，弄了工作组很多同志一身。在我们感觉很狼狈时，反而是工作组来安慰我们，部里装备局的一个负责人我认识，他说：“这个实验刚开始搞都这样，不要灰心”，他还给我出了个主意：“你去找四川石油局，现场这个问题很突出，你去和他们联合搞。”

张仲良教授在自制的试验台上做实验

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对灌注泵进行了实验和理论分析，提出来一个泵型：800GZB灌注泵,这个泵最主要的就是解决轴承问题，再就是解决灌注泵本身效率低的问题。同时，搞了一个专利出来，改型环形离心泵的专利，设计了一种灌注泵。有这个以后我们就去四川石油局谈，当时我就说“我这个泵要拿石油部一等奖”。在四川石油管理局召开的科研会议上我介绍了我们的泵，说不仅要拿部里的一等奖，还要拿国家奖，另外还有个专利，要拿专利的国家奖。当时来参加会议的有川局的总工程师、处长、副处长和各个油田的机械工程师都热烈鼓掌。

陈：您说张绍槐院长胆子大，可您的胆子也不小。当时您心里有数没有？

张：确实我的胆子也很大，因为石油装备要拿石油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还是比较难的。会后一个同事对我说：“你说这么大的话，怎么收场？”，我说：“要是兑现不了，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了。”我心里是有数的，我分析过了：首先，灌注泵在油田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装备，但影响很大，是影响油田生产的大问题，我们只要解决了，就是个了不起的成果，就能得奖；其次，全国、全世界都在用泵，找不出不用泵的地方，我们把泵改进了，这个专利的含金量肯定很高。

搞这个泵是下了苦功夫的。我们科研做出来的东西都是要在现场做实验的，不是研究出理论，写几篇论文就可以的了。有一次，这个泵设计出来后由川南矿区找了一个泵厂来生产，泵生产出来之后要做现场工业实验。现场工业实验是设备研究的重要环节，必须把实验后的泵拿回实验室再作研究改进。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车队正要出车队门的时候，家里从济南来电报说我母亲病危，怎么办呢？回济南？但是我一走，拿回灌注泵这个事情可能就黄了，最后我还是咬牙去了川南。因为当时实验用泵一般你是要不回来的，人家不会给你，我必须到川南去。结果当时川南现场那个主任真的不愿意我们把泵拿回实验室，我就打电话给石油局的领导说明了这个情况，最后还是拿回来了。实验泵拿回来后进行了实验，果然有些问题，我们在现场实验和室内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后面又进行了一些改进，拿到现场去一下子就实验成功了，圆满完成了学校“三缸泵灌注泵”项目。拿回实验泵是关键的一步，假如我们要不回来实验泵，没有进一步改进就直接拿到现场用，出问题了你就不好办了。

后来我们把现场所有的泵和国外的泵都调到我们学校来，针对我们的泵轴承漏和效率低两大问题和灌注泵特殊的工作条件，埋头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分析，建立了多功能离心式泥浆泵实验架和微机测控系统。那个时候计算机很少，但是我们的曲线都是用计算机画，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了。负责建立测控系统的几个老师克服了种种困难，使这一系统能够准确记录测试数据，完成了大量的试验工作，对完成项目功不可没。最后我们形成了以提高泵效、减小工作中的径向力以及改善泵轴封和轴承为目的的改型环形离心泵研究思路，最后通过改进泵型和在轴封材料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后终于研制成功了“800GZB型灌注泵”。经过室内台架实验、钻井工业试验，这个泵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把轴承取下来，从里面不漏泥浆，从外面不进空气；另外一个它是用填料密封的，而填料本身就可以润滑。石油部专家组鉴定意见为：“达到国际水平”，并获得了石油部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后来我们在泵的研究上还得了很多奖，比如首届石油新技术交流会银奖、总公司石油装备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专利创造发明优秀奖、第二届国际专利新技术新产品展览会金奖、四川省专利金奖等。

张仲良（后排左三）参加石油天然气技术设备展览会

张仲良教授获得的科技奖励证书

陈：能否给我们谈谈您是如何处理科研和教学之间的关系的？

张：我的科研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人才。我觉得当一个老师，教学不能少，科研更不能少。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搞科研，要打好基础就必须深入教学，科研和教学是相辅相成的。比如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的整个教材里面，往复泵、离心泵是主要章节，与流体力学、摩擦学、可靠性设计、润滑与密封和测试基础等课程密切相关，这就是基础。你搞了科研，比如离心泵、三缸泵，你对这些章节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你可以充实、完善这些内容，这样，理论和实践就结合得更紧密了，可以加深学生对课堂的理解，使你的教学效果更好。你还可以编写教材，我就编写了《三缸泵灌注泵技术基础》，并且给研究生开了这个课。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指导了200多个矿机学生的毕业设计，学生毕业之后成了石油公司这方面的骨干。

作为一个教师，离不开现场的生产，必须经常跑现场，联系现场。再一个教师要大量阅读文献、文章，要知道你这个领域国内外的发展情况。我那个时候，桌上，窗台上全是各种期刊杂志，一般的问题，你要能马上想到在哪篇文章上、在第几期上提到过，要这么熟悉，你才能在里面发现问题。要选好题目，灌注泵在整个石油装备里是一个很小的设备，但就这么一个轴封问题，使得整个生产都没法进行下去，并且是很普遍的问题，所以你做的研究必须是生产需要的，或者说国家需要的。

张教授团队向国外公司代表介绍新研制的灌注泵

患难与共 不离不弃

陈：您在我校工作36年，其间有西南交大和济南一家企业来联系，以优厚的条件调您去，您都谢绝了，这让我们很是钦佩。请给我们谈谈您心目中的西南石油大学。

张：我来到这个学校是为了报效国家。来了之后因为工作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融入了西南石油大学，学校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学校高兴我就高兴，学校发展了、进步了了我欢欣鼓舞；学校有不足，有人骂学校，我就很难过、很不高兴。

我记得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校园里面泥土路较多，一下雨路就很不好走，就有人叫学校“稀烂石油学院”。我听了很不高兴，就专门给我们机械系的学生开会做工作，我说：“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学校呢？再烂这也是我们的家嘛。”“将来你们会为自己是西南石油学院的学生而骄傲的。”

我对我们学校抱有很大的信心。当时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我和他比较熟），到我们学校来参加石油部组织的石油高校实验室工作会议，开会的时候，我给他说：“现在你们处处走在我们前面，你们的毕业生也比我们多，在部里和研究院所、发达地区就业的多，影响比我们大。我们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在基层，但是我们的学生不怕苦，我们学生就到西北去，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到那里去创业，我们终究会赶上你们的。”

我们的毕业生到基层的特别多。他们分配过去，在这个地方扎根，成长得很快。我国现在很多主力油田的干部是我校的毕业生。所以我也是这样，不想离开这个学校。西南交大和济南的企业，我到那里去的话，可以把石油领域的一些科研成果带过去，但我对石油学院有很深的感情，这里是自己的家，我到他那里去干什么？

陈：您对学校的感情是从何而来的呢？          

张：罗平亚院士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对学校很忠诚，是因为苦过来的。我赞成他这个话，那确实苦呀。我刚到学校的时候，老师和学生都要劳动、要种地，我挑个粪桶，粪桶晃晃悠悠的弄得一身都是大粪。那时候吃饭定量，发饭票，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三两，根本不够吃，饿啊。有的老师饿得受不了，昨天就把今天的定量吃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酱油兑着水喝。我是团支部书记，发现有个姓杨的老师有几天都没来吃早饭了，我就到他屋里去找，结果看见这个老师穿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我就问他，他说“没票了”，我就当场把我早上的饭票撕给了他。你猜他怎么的？他一下子就爬起来，给我跪下去了。就二两饭啊，精精神神的一个小伙子，皮鞋擦得亮亮的啊。还有一次我带学生到成都总机厂实习，他们食堂卖包子，凭饭票买，但是票是买饭的，买了包子就没得饭了，当时一个学生久久地看着那个包子，我心里流泪，就买了两个包子，塞了一个到他手上。他把那个包子捏碎了，抓着我的手说“张老师啊，你就是我爸！”我才比他大几岁啊？

就这样，大家一起和这个地方共过患难、和这个学校共过患难，每个人都为了自己那个最初的目的遭过罪、受过苦。这就是我们这些老教师、老校友为什么关系那么好、那么亲的原因。我一向将我的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我家里有什么事，学生们也都会赶快跑来帮忙。这就是感情啊！

可以说我们学校力争一流的劲头，是植根于艰苦奋斗这种建校一开始就有的精神的。同时，有好的领导班子，有报效国家的大局意识，这是我们学校共有的一个品质。我可以说出我们机械系每一个老师做的好事，他们的优点，他们为学校做的努力，这些我都看到了，都记下来了。不光是哪一个人在努力，还有好多同志为了学校的各种事情在努力，有的在这方面努力，有的在哪方面努力，大家都共同地想把学校搞好。西南石油大学是大家的，虽然有的时候有分歧，有争吵，但都还是为了把学校搞好。

1990年代机械系教职工

作为我自己来说，当系主任，没有把大儿子的学习管好；搞科研，没有管好老二的学习；我的妻子到成都动手术，我没有陪着去；接到母亲病危的通知，因为正在科研的关键时刻，所以也没有回去，我对家人很是愧疚。

看着我们的老师，都非常的努力，从中看出了我们学校欣欣向荣的气象，符合习主席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学校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张仲良教授获得的“石油工业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

奖章

【本文已经张仲良教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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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 西南石油大学官网

编辑 / 陈浩元